图：34岁的王伟对口算具有超常的兴趣，不停地让人给他出题，其母亲最为担心的是，自己老了孩子的将来在哪里？

　　我国首度确认“孤独症”至今已有26年，第一批以“孤独”命名的患儿早已成年，在医治、培训等方面，这一特殊人群需要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怀与帮助。

　　1978年，9岁的王伟被确诊为患有儿童孤独症。

　　26年之后，在北京车公庄西大街的家里，王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理由，他用一个方形的印章给一厚摞牛皮纸信封上盖着“印刷品”字样。他已经35岁，不再是个孩子了。

　　一走进王伟的家，就听到王伟的声音，他在和我说话，他问我从哪里来。

　　我回答说从广安门来，他立即说出了我坐车的路线。

　　“广安门有深圳大厦。广安门有743路、748路（公交车），743路是2001年开通的，748路也是2001年开通的，两广大街还开了715路。”眼前的王伟方头大脸，两只大大的耳朵支楞着，向前倾着身子和我说话，一连串的数字显出他惊人的记忆力。

　　十多分钟之后我才察觉出他的与众不同。他不停地问我住在广安门的哪个方向，和深圳
大厦有多远，家里兄弟姐妹几个，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在什么地方。或者不停地告诉我坐某一
路公共车在什么地方倒车可以到达什么地方。

　　妈妈为了打断他，从沙发的靠背上拿下一个绒毛小猴：“尽废话，给，抱着小猴玩儿。”
王伟立即收起倾向我的身体，抱着小猴孩子似的玩起来。

　　王伟长大了，但并没有走出孤独。

　　王伟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呆在家里帮妈妈在牛皮纸信封上盖章。妈妈说今天盖50个，他就十个一摞数出五摞来整整齐齐地摆好，一个一个地盖过。

　　牛皮纸信封是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的，妈妈每天从协会带回来，盖好后第二天再带回去。1993年，8个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因为痛苦和孤独而自发联合起来，进行互助式的自救，于是有了这个协会。11年过去了，协会由八个家庭发展成800个家庭。王伟的妈妈在协会里兼职给这800个家庭寄资料、寄书、联络，总有信封需要盖章。

　　做这样的事王伟可以做得很好。这也是王伟35岁生命中的仅有的一份“工作”。

　　协会主席杨晓玲教授认为王伟属于高功能的孤独症患者，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从事一些
简单劳动，但社会上几乎不会提供这样的机会。

　　王伟在协会“工作”了3年。说是工作，协会并不付给王伟工资，但王伟妈妈认为这是让孩子走出孤独接触社会的绝好机会，所以每天不辞辛苦一大早挤26路到车公庄换乘44路到新街口再坐331路到北医六院。“王伟干得可好了。扫地，打水，在发票信封上盖章，帮我拎着东西到邮局寄。”

　　3年的工作经历让王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亲戚们都说王伟爱和人说话了，活泼了———过去他的眼睛从来不和人对视，也不理人。对于这对母子来说，报酬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工作，社会敞开一道让他们进入的大门。

　　就像电影《雨人》里的主人公一样，王伟有着惊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。大多数时候
他性格温顺，生活能够自理并能做饭洗碗扫地，能够按大人的指令完成简单的工作。

　　王伟的妈妈交给记者一个计算器，王伟立即兴奋起来，三位数以内的乘法他不用纸笔做得比我按计算器还快，当我出到“96541×78654”时，他伸出一根特别修长的手指，放在眼前，目光从指缝里茫然地望过去，仿佛前面空空的墙上写满了算式。几秒钟后答案出来了，王伟告诉我是7593335814，和计算器上的结果一样。王伟还能推算日期，当我说出1996年3月28日时，他立即告诉我说那一天是星期四，并且告诉我1996年和1940年的日历是一样的。

　　王伟的妈妈告诉我，她听过一个叫蔡逸周的美籍华人的讲座，他有一个孤独症儿子，他
的儿子有两份工作，每天早晨可以去超市里上货，下午到社区图书馆里将读者借阅的书收回
书架，因为孩子的记忆力特别好，能够清楚地记得那一本图书原来在什么位置。

　　“这些事王伟都能干，但上哪里去找？”王伟的妈妈说，北京市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，
要求每个单位解决一个残疾人的工作，实在不能安排的，每年交两千元。她曾经找过王伟父
亲的单位，他们宁愿交钱了事。

　　3年之后，北医六院通知不再让王伟去“上班”了。王伟和社会接触的路又断了。

　　现在他每天出两趟门，拿着一块钱，上午去买《京华时报》，下午去买《北京晚报》。2004年2月15日这天的中午12点，王伟大声地为我读《京华时报》：“一少年落水失踪，搜救者打捞未果。”

　　妈妈问：“王伟，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　　王伟说：“就是掉水里啦，遇难啦，死啦。”

　　王伟又读：“北京市大检查，严防疫情。”

　　妈妈问他：“王伟，最近有什么疫情？”

　　王伟回答：“禽流感！”